2021年3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高质量”是一个高频词，出现高达40多次，覆盖了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创新的方方面面。在战略导向部分明确了 “十四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同时明确了“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开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健全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财税金融制度”、“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等内容。其指明了我国需要面向新的发展阶段，贯彻新的发展理，念充分理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与调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持续推动各方面的的高质量发展。

一、高质量发展的内外驱动

我国在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拥有了良好的社会发展基础和巨大规模的产业基础，数量庞大的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保持了高速发展，群众的生活水平尤其是物质水平也快速提升，但随着国际、国内主要矛盾的转变，以及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到来，无论是国际大局还是我国发展大局，以及产业和民生的发展思想、发展模式和发展方法，都需要发生深刻的变革，从而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在危机中孕育先机，与变局中开新局。

1、高质量发展是国际国内主要矛盾化解的必由之路

当前，国际的主要矛盾是发达国家企图垄断市场、资源和技术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愿望之间的矛盾。发达国家生产力没有飞跃式发展（第四次科技革命姗姗来迟以及实体产业基础的弱化），世界范围内以商品为主导的市场、资源开发程度越来越充分，众多发展中国家想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进一步参与世界市场和资源的竞争中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与“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之间存在了质的变化，矛盾的重心从“社会生产力”转移到了“美好生活”，也就是从强调生产驱动发展，转变为消费拉动、创新驱动发展的新阶段。

无论是国际主要矛盾转变还是国内主要矛盾转变，我们不难发现传统市场与资源的已经得到了充分开发，各国与各企业主要竞争阵地急迫需要转移到新的发展环境下，否则矛盾持续激化的后果将是任何国家与企业都无法承受。而我国作为世界工厂，国际国内矛盾转变已经深刻影响到了各企业的发展。接下来就需要产业企业、社会治理等各个领域，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从而在新时代、新环境、新市场与新资源开发过程中，主动求变、取得先机。

2、第四次科技革命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

从人类进入科技时代以来，已经完成了三次科技革命，其成功通过技术发展、生产要素变迁以及社会经济模式变革，推动了人力的农业和工业等极大进步，当前正在经历第四次科技革命。从解析第四次科技革命对应的第四科学范式（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我们不难发现，本轮科技革命将会对我们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带来极大变化，深层次影响到我们人类社会结构变化。如“无身份社会”、“人机集成、人机同权”等的出现，这是因为随着人类完成通过科技革命带来的“体力替代”，步入驾驭科技革命实施“脑力替代”的新空间，信任机制将在互联网及孪生空间完成，社会活动可信验证成本将快速下降。

第四次科技革命极大促进社会生产力，革命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这三个生产力组成要素的融合一体化。随着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新技术在企业生产、城市建设和民众生活中的应用，装备智能化不仅带来了对体力劳动需求的减弱，也带来了更高的生产效率，以及快速迭代升级智能化水平的效能。这是因为数据自动化、自优化和自决策等，将快速填补人类在经验总结、理论发现和模拟计算等方面的基础效能不足问题，从而高效推动技术、工艺和应用的迭代升级。

第四次科技革命全面提升各类组织的运营效能。伴随各领域数字化转型建设的持续深入，以及信息化与各领域业务融合的不断加深，基于高质量数据体系的组织运营协同将引领组织的业务流程变革、运行模式变革，乃至职能价值的变革，从而使组织的架构、业务模式、分工融合、资源分配和绩效控制等，体现出更高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知识自学习和决策能力边际化（Power to Edge，PtoE）将深度影响组织的运营变革，其不仅成为现代化组织典型特征之一，更加是推动组织运营效能提升的源动力。

第四次科技革命紧密融合产业生态和社会生态。过去组织通常依托产业细分或职能细化来确立自己的发展定位，完成其社会化价值分工，这是由传统社会和市场的确定性和透明性决定的。随着“关联数据运动”广泛开展，延展了我们的经济链条和社会关系，实现了“需求提出-…-需求满足”全生命周期的一体化和敏捷化。市场的动态性和延展性将会得到充分释放、社会的多元性和融合性将会得到进一步发展，经济与社会原点的变化，就需要产业链更加紧密融合、服务链更加灵活敏捷，从而实现产业集合化发展和集群化竞争等。

3、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改革拉动高质量发展

“美好生活”、“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道出了市场和社会需求侧的本质，也体现了需求侧的更大空间，是我国乃至全球建设扩大市场和繁荣社会的关键驱动因素。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演进，当前主要矛盾均表现为结构性问题，即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高速度发展长尾引发的短视效应，在产业企业侧表现更为明显。

就我国而言，近期经济在消费侧和社会服务需求侧体现出了许多新特征。一是创新型消费和服务需求高速增长，比如为适应人们的线上消费习惯，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所创造出的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和新模式将进一步优化产品和服务的功能，激发新的消费需求，持续带动创新型消费高增长。二是绿色消费和可持续发展需求快速增长，人们在满足自身消费需求的同时将更注重把消费行为本身对环境资源的影响降到最低。三是服务消费和文化需求类型快速多元化，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必然从以商品消费为主转向以服务消费为主，日常生活需求转型为文化需求为主。

我国各领域供给侧存在结构性失衡，无法满足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无效、低端和僵化供给庞大，有效、中高端和灵活创新供给相对不足。目前国家正在持续深化供给侧改革，即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高效供给和灵活供给。我国将推动更多产能过剩行业加快出清，并降低全社会各类营商成本，加大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补短板力度。并通过宏观调控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和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正向激励和优胜劣汰，发展更多优质供给组织。

随着我国新发展理念贯彻和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成为各类组织适应我国发展新阶段的必由之路。各类组织应适当强化长期效应，合理适当的超前投资，聚焦可持续竞争能力建设。重点抢抓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和数据要素市场化的发展新机遇，组建政产学研创新联合体，构建多方位的研发体系，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并激发基于数据的全员创新活力，提升组织全面发展效能。

二、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外延

高质量发展不仅仅是对产品或服务的质量要求，而是对组织发展方方面面的总需求，是组织适应新时代的必然要求，是建设现代化组织的必由之路。组织需要充分考虑第四次科技革命带来变革的影响，以改革创新作为根本动力，坚定不移的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发和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大力推进基于数据要素的全方位智能化升级，依托新型能力建设确立并保持可持续竞争优势，从而构建组织长效发展新局面。

1、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条件极值问题

高质量是发展的约束条件，高速度是发展的目标函数，要素投入和发展范式是实现途径。高质量发展是在高质量要求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实现速度增长，从而获得“增长速度”这一目标函数的“极大值”，这就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思路和内在含义。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数十年里，借助了人口红利、金融政策和宏观经济发展等，依托规模与成本的相互促进，推动了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在这种发展模式下，金融资本与政策的杠杆效应明显，虹吸了经济与社会绝对的关注焦点。各组织对发展速度的追求及对比竞争的恐惧，导致了各组织的经济文化几乎淹没了其他所有文化。

在这个发展阶段，“拿来主义”、“快速见效”等成为各组织关注的焦点，大量的基础能力缺陷和基础管理漏洞被掩盖。当发展遇到瓶颈或困难的时候，往往不惜牺牲本体（将产业附加值降低到可持续发展之下）为代价，追求扩展带来的账面效益总额或速度态势，甚至通过发展到“吸食资本毒品”、“破坏生态环境”等来维持自身的发展速度。这种发展思路有明显的时代背景（生产力矛盾时期），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移，该发展模式下的疲态、病态逐步开始暴露。

今后，明确的战略布局、可持续竞争力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是当前经济与社会需要关注的焦点，需要按照科学的态度、专业的精神有序修复发展过程中的缺陷或缺失，全面优化调整经济与社会的治理体系、治理方法和决策机制等，强化多元化治理和治理手段现代化，持续推动基于数据和决策模型的决策能力下沉和决策能力边际化，严格控制非专业指挥专业的现象，以及头痛医头、脚疼医脚的简单拿来主义，而忽略与自身现状的融合，并在此基础上将发展速度达到其极值。

2、高质量发展是一种动态发展过程

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动态过程。是经济与审核发展方式不断转变、治理结构持续优化、发展动力连续变革的动态过程；是区域发展水平、层次和形式不断跃升的过程；是持续实现政务与服务质量变革、运行与生产效能变革、创新与技术驱动力变革的动态过程；是持续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效率、更加合理、更可持续的动态发展与升级过程。

任何事物发展都是持续迭代演进的，高质量发展也是如此，没有一个高质量发展的技术性标准或参考架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过去，在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领域与市场秩序，其为满足自身对市场控制、技术控制和资源控制的需求，发布了许多的技术参考架构（如ISA-95、EA等架构），其具备科学合理的逻辑关系及要素表达，但其实用性和适用性需要选择性看待。主要缺陷包括：一是其集众家之长，不可实现，实用性和实用性较弱；二是制定者的目的往往是为落实技术输出或产业地位锁死。我们需求扬其长避其短，避免落入各类技术性陷阱。

我国很多领域在十多年前开始采取技术与能力并举的发展模式（如服务型政府改革领域、信息技术服务领域、智能制造发展领域等），以能力标准和参考架构带动业务领域的动态发展，以技术性标准和参考架构保障业务需求在不同层次上的实现方法。对于各类组织来说，就需要根据自身现状和发展需求，策划发展的战略方向和目标，并明确转型升级的路径与方法。以成熟度或能力水平为核心准绳，权衡各方面发展的动态。

3、高质量发展是全面的高质量提升

高质量发展不是单一领域的高质量，而是方方面面的高质量发展。政务与服务、治理与管理、民生与健康、人才与技术、设备与工业、营销与服务、品牌与创新、文化与生态等，只有一体化发展，才会一盘棋统筹管控，才会推动社会整体进步，才能不断增进经济与社会竞争能力，以及可持续发展优势的确立、保持和提升。

失败是成功之母，通过对各类组织“衰败”乃至“死亡”的深层次原因分析，不难发现其走向衰落的最根本原因是能力项差异过大，过度追求了个别领域的能力水平或技术水准，而忽略或忽视了其他方面的能力建设。根据相关案例测算，如果把组织各项能力划分为5个等级（需结合不同时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流环境），如果其最高领域的等级水平与最低领域的等级水平差距超过2个等级，组织将进入衰败期；如果组织强行推动个别领域的进入更高等级，一方面其无法达到目的，另一方面就是推动组织进入了消亡期。

组织发展状态和竞争力相对健发展周期，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这就导致组织进入衰败或消亡期的时候，并不能马上反应出来，等相关症状已经显露的时候，往往就发到了致命阶段，就像一些恶性疾病的潜伏期一样。因此对于各类组织来说，考虑到核心决策层的时间限制和关注限制等，需要主动识别其自身全面高质量发展所需能力域范围和状态水平，主动管控其长短板的差距，必要时可以采用多元化的方式进行能力融合，确保各项能力的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

三、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成熟度模型引领

能力建设已经取代规范化建设，成为给了组织转型升级关注的焦点，面向经济与社会的不同需求，我们需要研制更多的能力提升阶梯和能力要素提炼，即能力成熟度模型。从而为组织的现状摸排、能力提升和能力水平长短板的管控，提供建设参考、问题诊断和价值评估等。

目前我国以国家标准的方式，已经发布了一些能力成熟度模型，有的是面向组织局部能力的成熟度，如两化融合管理、数据管理成熟度（DCMM）；有的是面向整体组织的能力成熟度，如信息技术服务运维能力成熟度（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 Standard，ITSS）、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Maturity model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CMMM）等。局部的能力成熟度可以给予组织专项能力的建设指引和评估评测，全面的能力成熟度还可以支撑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全面的能力成熟度模型，目前还相对匮乏，是今后一段时间我国相关研发的重点关注内容。能力成熟度模型（尤其是面向组织全面的能力成熟度模型）对于经济与社会高质量发展来说，能够起到引领作用、保障作用和支撑作用等。

1、支撑组织识别高质量发展所需关注的能力域

各类组织的价值定位、职能定位和社会定位不尽相同。那么其他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如何才能做到方方面面的高质量，也是各类组织比较关注的问题，这首先就需要识别相关的能力域，都包含哪些。这对这一问题，基于不同侧重点的标准或参考模型有很多，但大都关注在某个具体领域中，如社会管理、交通治理、信息化建设、精益生产和管理精细化等。也有领域较为全面的划分模型，如“政治、经济、社会和民生”或“服务、成本、研发、生产、销售和质量”的能力域划分方法，但往往又存在过于综合，无法有效找到直接组织分工对应落实的途径，且往往关联性也很难表达清楚。

能力成熟度模型需要与组织分工体系进行充分的融合，才能达到预期的价值效果。如智能制造成熟度（CMMM）融合了单项与综合划分的既有成果，以20个能力子域为基础颗粒度，向宏观提取了能力域和能力要素等，向实现方向与企业的组织分工相匹配，便于企业的落地实施，如人员技能、数据、设备管理、仓储配送、生产作业和能源管理等。CMMM蕴含的实际内容不仅仅是20个能力子域这个颗粒度，仔细研读标准条款的话，会发现其包含了100个左右的能力分项，又表达了近2000个能力子项，覆盖了近10000个能力点。

目前以天津智慧城市研究院为牵头单位，正在研制智慧（数字）城市能力成熟度模型，该能力成熟度模型基本原理已经在不同规模、不同发展特点的城市进行了验证，正在基于上海、天津和广州等选取的原型区域，展开进一步的研制工作。该模型以“以价值为导向，以能力为主线”展开，规避技术性标准带来的实效性失真等。该模型已经确立了5级成熟度的划分原则，梳理除了超过100项能力子域，近万个能力分项。

2、支撑高质量发展动态演进的治理与管控

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治理与管控动态过程的水平，将直接影响组织的高质量发展效能。治理与管控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通常采用两种主要思路：一是边走边看、边看边改，这种方式适合没有可参考标杆或阶段性目标的情况使用，但会制约动态的效能；二是明确了动态演进的主线、阶段性状态或终极状态，推动与拉动并举的模式推进，这就要求需要全面认识该领域的演进规律。

能力成熟度模式，选取一般事物演进的阶段方法论，即有序实施、效率提升、多元融合、创新发展和变革引领，对能力域的能力子域和能力分项进行了成熟度的定义。一方面支撑各类组织掌握各项能力的发展路径，获知更高层级或最高层级的能力状态，组长方便了解每项能力的阶段性演进目标状态、当前状态和需要固化夯实的状态。另一方面通过横向的状态对比，可清晰那些为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短板、那些为需要保持的优势、那些为无法有效获取价值的“超高”期望，从而优化自身的资源配置方式。

能力成熟度模型主要关注在能力建设及其全面性（如CMMM或ITSS运维等），不同与关注在技术建设相关标准或参考模型，不存在产品或解决方案裹挟营销的情况，其柔性效果明显。组织可以依据相关内容，全面开展人才能力建设，一方面保障各领域的从业人员能够充分认知到该领域的发展路径和目标，另一方面可以拉通不同领域人员对成熟度等级的一致性认识，从而在组织发展的不同成熟度等级下，保障领域间的协同有效性，消减组织的紊乱度和治理管理成本。

3、支撑组织开展高质量条件下的速度极值建设

高质量发展是高质量条件下的速度极值，组织可以在有效识别能力建设领域，以及能力建设路径的环境下，通过考核、培育、评估、指导、监督等手段，促进各领域阶段性的速度极值建设。

能力成熟度模型往往采用业务语言表达的方式，定义了组织各个能力领域的不同成熟度的关键特征，组织可以在明确整体成熟度建设要求的前提下，细分每个能力子域乃至能力分项的建设要求，并采用对应的管理手段和措施、投资和资源配置模式等，追求响应的速度极值。既可以看到非常具体的转型升级效果，又避免无止境目标带来的速度惯性及发展风险。

总的来说，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和社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组织可以把借鉴或制定适合的能力成熟度模型作为推动高质量的有效工具，细化高质量发展的行动路线和建设内容，实现能力建设主动管控，从而满足高质量条件下的极值建设，优化投资和资源配置，并持续提升高质量发展能效。